魏微|从语言说起
▲魏微
特稿·我的小说观
文/魏微
我以写作为业，是由两件事决定的：第一，语言的感召；第二，心里有话要说。六七岁时学唐诗，学到“黄四娘家花满蹊，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，开心得不得了，尤喜欢“时时舞”“恰恰啼”六字，咬在嘴里，清脆爽朗。这一节我后来写进《烟霞里》了。还有《乌衣巷》，小说里也有展现，因为篇幅关系，定稿时删掉了。六七岁的小孩子，哪里晓得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真正含义，我却读出了忧伤。可见读诗不必懂得，也有慈悲。因为汉字就是慈悲的，一字一字，未见得有感情、有温度，可是一俟组合起来化成词章，就会发生化学反应，霹雳啪啦，好比烟花绽放于夜空下。
《烟霞里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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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两首诗对我影响极大，可说是塑造了我。陈福民先生有个观点，一个人的精神气质，取决于童年时代的阅读。他小时候遇上的第一首唐诗是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,惊鸿一瞥，从此奠定了人生基调，《北纬四十度》可说是这种基调的典型表达。人与文字的遇合是奇妙的，未知是文字影响了人，还是人本来就在那儿，终有一天会遇上他的文字，尔后被唤醒，被确认。《江畔独步寻花》和《乌衣巷》对我而言，都有这个意思，即日常，家常，场景化的表达，通俗易懂，温暖又忧伤。
《北纬四十度》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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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青年时代的写作尤其忧伤，年少不经事，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是有的；并且太在意语言，推敲之下，小说就显得紧了。诗人杜绿绿读了《烟霞里》，也留心到了二三十年间我的语言变化，她打了个比方，说我从前的写作像少女，到了《烟霞里》，语言上成了悍妇。我深以为然。主要是自在了，爽朗了，偶尔还会爆粗口，这在以前的写作里是难以想象的。
语言的变化，说到底还是人在变化。人与文字的关系，最理想的状态是能做到形影不离，我没能做到，具体表现在，我一路前行，文字却跟不上，于是只好沉默。至于有些作家，几十年间叫人看不出他风格上的变化，我私下揣度，要么是他止步不前，要么是他没有语言。
沉默的这十余年，我未尝不知，小说是叙事的艺术，是言说、及物、落地，是腔调，是人与文字合在一起，不分彼此；单去写一个不相干的故事，无关痛痒，有意义吗？小说是切己，再由自己抵达他人。当然，首先是我没找到语言，人与文字隔着老远，海了去了，我只好等。等不到也有可能，我挺焦虑，有时又忘了，悠哉游哉晃了那么些年，竟然等来了。于是就有了《烟霞里》。
如今回望《烟霞里》，我承认它有毛病，太多不尽如人意处，我痛苦得不能消受。但唯一庆幸的，是我打破了桎梏，从言说、汉字、语言里获得了自由，那是我写作几十年从未有过的自由，我被禁锢得太久了，因为爱，所以宁可当囚徒。《烟霞里》的写作，充分证明爱是禁锢，也是自由，有时忘了它，反而会漫山遍野，纷至沓来。